部分的粮食供应，杭州城内的粮价短暂升高，而浙江种稻多于种麦，面粉的价格涨了，营兵们经常吃的那家小面馆，开始涨价，从三个鸡蛋变成了一个，十文钱涨到了十五文，也从管饱变成了一碗面。

但随着还田的推进，供需关系恢复平衡，物料成本下降，可是小面馆的价格没有降回去。

营兵起初还骂这些小面馆的店主丧良心，明明米麦的价格已经降回去了，可这面馆还是那幺高的价格。

很快，侯于赵就了解到，这不是小面馆店主丧良心，而是城里的房租涨了，因为小面馆店主的利润没有显着增加，反而减少了。

这些多出来的钱，没有变成店家的利益，也没有成为店员们的劳动报酬，而是变成了房租。

装潢、雇人、培养学徒、起早贪黑做浇头、进货等等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成了房租增长的理由。

店家如果选择不租，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稳定的客源很难带到新的店面，而且他不租，有的是人租，寸土寸金的地方，店家只能接受地租的上涨。

这些入了城的乡贤缙绅，他们对什幺时候涨价，涨多少，都存在着十分普遍的默契，尤其是城中依靠租赁之业为生的经纪买办们，会不断的告诉这些乡贤缙绅，该涨了，涨多少。

店家如果选择不干了，那幺房东可以立刻马上，通过这些经纪买办，将店面租给下一个追梦者。

侯于赵很快就发现，不仅仅是餐食这一个行当，杭州城里152个行当里，有九成九的行当，都处于这种状态。

这些个店家们，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替房主干活儿，他们的努力和奋斗，都变成了地租，分配给了新的乡贤缙绅。

比如浙江织造局，建立在杭州府城内，杭州府人口超过了二百二十万人，而织造局有织工织娘两万四千人，织造局还没有造好自己的官舍前，织造局每月给银，让匠人们租赁房舍居住。

而附近房舍的房东们，会不断的打听织工和织娘的劳动报酬是否增长、涨了多少，织造局补给匠人租房的津贴增加了多少，以此来调高房租。

也就是说，在织造局的匠人们，他们劳动报酬都通过地租，转移到了这些房东的手里。

织造局营造匠人官舍的时候，就闹出了民乱来，织造局营造了四个万家园，用于安置织工织娘，结果在开工的时候，不断有人去工地闹事。

侯于赵采用了十分果断的手段，把这些胆敢闹事的游手好闲之徒、指使闹事的房东们，全都抓了起来，南洋缺人，连甩鞭子的都缺，全都流放到了南洋，才没人敢跟杭州府衙龇牙咧嘴了。

这类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比如浙东运河、杭松驰道修建等等，侯于赵是个以立场看问题的人，凡是立场完全相悖，被判定为万历维新的敌人，侯于赵下手，就绝不留情。

经过了还田和巩固还田后，侯于赵观察浙江经济，得到了他说的三个结论。

农业技术进步、修桥补路增加货物流动、农业剩余能交换到更多的商品，粮食的供应增多，价格下降却不会相应变大，甚至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粮价因为供需关系，还在上涨。

农业技术进步的利益，被田土、仓储等等地租鲸吞；

衣食住行都和地租有着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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