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有非常可靠的行业内部消息来源’，那么，您能告诉本委员会，您当时所指的消息来源具体是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吗？”

“这些来源向我反映信息的条件就是保密，作为本州民选议员，我有义务保护向我提供信息之人的隐私。”

“当然，法律是尊重公民隐私权的，那么，我们来换一个您可以正面回答的问题。”

佩科拉走回桌上拿起一页文件翻开，指尖停在某一行上：“根据伊利诺伊州现行立法备案，您在1930年至1933年间，共向州议会提交了四项与货运行业用工相关的法案修正案。”

“有意思的是，这四项修正案在提交之前，都与芝加哥货运协会的代表有过详细的条款沟通记录。”

“让我们看其中一项——1932年3月，您提交了要求降低货运司机最低起薪标准和取消全员强制投保工伤险的修正草案。”

“而在此草案被送达州议会的一个月前，芝加哥货运协会给您办公室寄去的那封附有详细底线条款参考和附注建议的信函，您当时亲自回信表示其中两条提议‘高度合理’。”

“坦纳议员，请问这些条款后来出现在您那份修正案里，是吗？”

坦纳的喉结明显地滚动了一下：“任何民选议员在起草法案时都有权听取行业意见，这是议政传统，货运协会是一个合法注册的商业团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当然没问题，在议政传统中的确如此，完全合法，也完全符合惯例。”

佩科拉点了点头，然后又翻了一页：“那我再问您另一件同样符合传统的事，在您发表那场反对工会自由选举言论的前两天，您和芝加哥货运协会主席，以及两名来自菲尔德家族旗下一家控股公司的诉讼顾问，在斯普林菲尔德市中心的一间私人包厢里共进了晚餐。”

“那次晚餐您当时没有记录在日程日志中，餐费也不是您自己支付的，能告诉本委员会那顿晚餐都谈了些什么吗？”

听到这话的坦纳眼皮跳了一下，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回答：“那是朋友之间的一次私人社交，我们吃的牛排，喝了点红酒，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被拿在听证会上审查的。”

佩科拉露出的淡笑：“那我们就把注意力从那次私人社交的菜单上移开，集中回到公开演讲中您所引用的那组‘内部消息来源’上，坦纳议员，您知道这组数据，后来被证实几乎与货运协会内部董事会统计表的格式和排列顺序一字不差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有义务为消息来源保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有权不回答。”

“好，那让我们换一个问题……”

第一天的听证会，就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拉锯中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

坦纳等人还算站得住，他们的回答虽然在询问中越来越谨慎，但总体上还能维持攻守平衡。

当然，这也是佩科拉没有急着出杀招，他更像是围猎者，不急于收网，只是在防线上逐寸试探。

第二天上午，佩科拉改变了策略。

他不再只围绕外部利益关联展开质问，转而集中攻击他们此前公开发言中所引用的每一组数据的可验证性和其推导逻辑中的矛盾。

他首先要求坦纳确认他和同僚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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