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洛伦传唤了考斯基宁在1930年时的银行分行经理出庭，这位年近古稀的老经理从眼镜盒里取出一对细链夹鼻镜，用颤抖但清晰的声音指认签署每一张存款单的人就是考斯基本人。

他说：“考斯基宁先生每次来存款时都独自一人进入贵宾室，没有任何人替他填写单据。”

书记员当庭宣读的分行留存客户签名卡副本，也与检方手中那几份存款单上的笔迹完全吻合。

哈洛伦同时展示了一份第37分会在1931年1月的内部财务会议纪要。

纪要中菲茨帕特里克明确要求各调度组长在每年报税前，“将上一年的灰色收益自行处理，工会在账面上概不负责。”

这份文件恰好是fbi突袭旧印刷厂时从地下室档案柜中缴获的原件，上面考斯基的亲笔签名就列在与会者签名栏的第三行。

至于财务秘书丢失凭证的问题。

哈洛伦将一份从菲茨帕特里克保险柜中缴获的副本凭证簿呈上法庭。

上面清晰地列着每个季度向考斯基支付调度费的内部传票。

每一张传票的存根都附有考斯基宁本人的印章和日期。

他转向陪审团，语调平缓而锐利：“辩方说检方是在填补数字的沉默，但先生们，这些数字从不沉默，它们在银行金库里封存了三年，现在它们正在对你们说话。”

莫兰试图从管辖权角度再做最后的挣扎。

他站起来质疑国税局在获取部分银行记录时，未严格执行跨州审批流程，要求将涉及的几项证据从记录中排除。

哈洛伦则直接引用国税局专员出具的正式授权函。

指出相关银行记录全部在规定流程内获得法院正式批准，不存在违规取证问题。

法官艾弗里在复核授权文件后，驳回了辩方提出的证据排除动议。

首日庭审，就这样在辩护团以失利的状态下告终。

记者们蜂拥挤出门争着往各自的报馆打电话，旁听席上的工人们却久久没有散去——

他们低声交谈着，有人还在用粗短的手指在膝盖上模仿刚才哈洛伦将证据钉在展板上的动作。

哈珀收拾文件时动作明显比平素慢了许多，他把那份第一天的总结陈词稿对折收到公文包里，没有和自己的团队进行任何多余的眼神交流。

当晚，大陆伊利诺伊国家银行大厦一间秘密会议室里。

哈珀、莫兰与达诺等人围坐在铺满卷宗的长桌前。

莫兰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鼻梁，疲惫地承认，检方在证据准备上几乎没有留下可供他们在程序层面大做文章的明显缺口。

哈珀沉默良久，最终决定放弃此前试图将一切归于旧工会混乱的温情叙事，转而采取一个更为精确也更为冒险的策略。

他将整个辩护方向从整体性否认转为逐项技术性切割。

将考斯基名下的账户分隔为三类：第一类是纯个人储蓄，用赠与和遗产抗辩；第二类是与工会账目存在往来的灰色资金，用当时的记账惯例模糊化；第三类则是与已基本被定罪的菲茨帕特里克等人存在直接关联的黑钱——

这部分他无法否认，但可以主张考斯基本人也是被胁迫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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