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便利，只要细心洒扫，蚊虫会少很多，蚊虫少了，疟疾也就少了。

水泥用于砌筑砖墙，灰缝饱满牢固，比各色传统石灰灰浆好使。

传统灰浆初凝慢，完全硬化往往需数月之久，且耐水性差，长期受潮易酥软粉化。若要增强性能，常需添加糯米浆、桐油等物，工艺繁琐，全凭匠人经验，质量难以稳定。虽材料本身花费不高，但人工与时间成本叠加，实则不菲。」

水泥传入前，中国城市依靠因地制宜的传统材料，如三合土、砖石、石灰等实现部分地面硬化。北方城市多用夯土，南方多雨地区更倾向砖石铺砌，沿海地区则利用贝壳灰等材料增强抗水性。山区或石材丰富地区，如苏州、福州等城市则会用耐用性高的石板铺路。

而且有条件进行地面硬化的只有少数大城市的主干道，如武昌之前街、长沙之南正街。

多数普通道路，尤其是居民区和小巷，仍以夯土路面为主，雨季易泥泞，旱季起尘。长期雨水冲刷和车马碾压会导致坑洼，容易积水，滋生蚊虫，导致传染病泛滥。

面对地面不平与积水蚊虫问题，古人想出了擡升地基与坡度设计的方式，即重要建筑和街道会通过垫高路基、设置拱形路面或路侧排水沟等方式，引导雨水往低处流。

铺砌技术方面也为方便排水进行了优化，砖石路面常采用八字形或鱼脊形等中间高、两侧低的设计，促进排水。

虽说这些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受限于材料，这些硬化的路线和排水沟需要频繁的维护。受限于财政和地方的行政效率，即便官府维护街道，通常也是优先维护主要街道，普通街巷的维护常不及时甚至直接被忽视。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城市所独有的，同时期欧美城市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且由于欧洲大城市的马匹保有量惊人，这一时期欧洲大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的城市卫生状况要比中国更严峻。

以伦敦为例，在19世纪中叶，随著工业化和城市化，大伦敦都市圈的交通完全依赖马匹。所有的公共马车、出租马车、私人马车、货运马车都需要马匹拉动。

这一时期伦敦城区至少保有十几万匹马，相当于每十个伦敦人就有一匹马，而且西方的马排量普遍比较大，一匹成年马平均每天会排出10~15公斤的粪便和六七升的尿液。

尽管有清洁工进行清扫，但粪便尿液产生的速度远远超过清理速度。伦敦主要街道尚能维持体面，但次要街道和小巷常常粪便堆积，尤其在雨天，粪水横流。

以致这一时期伦敦等西方大城市霍乱、伤寒等疾病的频发。

《泰晤士报》在1894年甚至预测，按此速度发展，五十年后伦敦的街道将被马粪淹没到三米深。当然，得益于新的技术替代，西方大城市的马粪危机方才得以解决。

随著有轨电车和地铁开始出现普及，以及20世纪初，汽车的发明和普及迅速取代了马匹，方才彻底解决了困扰西方大城市两三个世纪之久的马粪危机。

不过这又带来了汽车尾气污染空气的问题，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唐启新接口道：「而我等所制之水泥，初凝仅需数个时辰，强度增长迅速，质量均一可控。更关键的是，我们的水泥可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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